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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• 戴赫龙:银行家应让人信赖,《新世纪周刊》专访 Colm Kelleher

    大摩高管谈华尔街复苏,新兴市场的宿命,对中国的长期性战略

    现年55岁的戴赫龙(Colm Kelleher)看上去是一位标准的华尔街投行家,但和他交谈后会发现,他的风格相对内敛。

    他现为摩根士丹利(下称大摩)全球机构证券(Institutional Securities)业务总裁,管理投资银行和证券业务,同时兼任摩根士丹利国际股份有限公司(Morgan Stanley International)董事长,为大摩在美国以外的最高业务长官。这意味着,除了大摩近年新增的经纪业务,他是大摩所有传统业务的掌管者。

    “目前由于职位需要,我一半时间在纽约,一半在伦敦。”戴赫龙说。在为大摩服务的25年里,他管理过固定收益部门、股权部门、资本市场部门,也一度在香港任职,比较熟悉亚洲市场。

    2008年,雷曼倒闭引发金融危机后,时任CFO的戴赫龙,在拯救大摩的战役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。现在,他被认为是大摩现任CEO詹姆斯?戈尔曼(James Gorman)的潜在继任者之一。

    9月中旬,在雷曼崩塌五周年之际,戴赫龙在?#26412;?#25509;受了财新记者的专访,意在向中国展示华尔街最大独立投行之一的大摩已涅槃重生。采访?#26657;?#25705;根士丹利亚洲CEO孙玮也就大摩在中国市场的发展发表了看法。

    毕业于牛津,持有爱尔兰和英国双重国籍的戴赫龙,身上有着英国人典型的严谨和冷幽默。当孙玮提到戴赫龙带领大摩团队完成2007年与中国投资公司之间里程碑式的交?#36164;保?#25140;赫龙不动声色地接上话茬,“我为孙玮服务。”

    采访接近?#37319;?#26102;,戴赫龙说,“银行家应该是乏味的,而不是捉摸不定的,尤其是从让银行平稳运行的角度来说。”过去,外界对华尔街的印象几乎完全被超级明星银行家们所吸引,戴赫龙让人看到了风格迥异的另一类华尔街高管,或许表明独立投行的文化在金融危机后已经?#20852;?#21464;迁。

    业绩?#20013;?#36716;好

    10月18日,大摩发布了今年三季度的业绩:净收入79亿美元,8.9亿美元的盈利,较去年同期的10亿美元亏损取得明显进步,?#26377;?#20102;二季度业绩比去年同期提高78%的向?#20204;?#21183;。

    在今年全球已完成并购和首次公开发行(IPO)的排名?#26657;?#22823;摩名列第三;在亚太区(除日本)今年前三季度的并购交?#30528;?#21517;?#26657;?#22823;摩则?#23395;?#27036;首。

    目前,华尔街投行们纷纷报告了好于往年的业绩,这是否意味着美国投行业已经摆脱此次金融危机的影响,进入一个新的?#27604;?#21608;期?对此,戴赫龙表示,“不应该只看税前利润(PBT),而应看股本回报率(ROE),仍然极具挑战?#34180;?#27627;无疑问,这一差异来源于危机后更高的资本金要求。大摩目前持有的资本是五年前的2倍。

    IPO市场正变得重新活跃,美国社交网?#23601;?#29305;(Twitter)和英国皇家?#25910;≧oyal Mail)已做好准备上市融资。中国的阿里巴巴由于与港交所不欢而散,看来只能重回美国上市。截至目前,2013年美国共有152只新股上?#26657;?#27604;去年同期增长了54%,也是2007年以来同期最多的一年。

    戴赫龙指出,IPO市场的欣欣向荣与量化宽松政策(QE)接近?#37319;?#21518;资金从固定收益市场转向股票市场的大趋势密不可分。过去五年,资金为寻求避险,大幅流向固定收益市场。而今,由于美国退出QE的风声,已引起固定收益市场全方位的价格调整,市场重心重归股票市场。

    受制于美国QE退出的不确定性,各大投行固定收益(FICC)销售和交易业务的收入显著下降。包括巴克莱银行(Barclays)、德意志银行(DB)、花旗银行(Citi)在内的一系列投行也因此三季度盈利承压。相比之下,这让对FICC业务依赖较小的投行在过去三个月中业绩及股价向好,其中包括大摩以及已于去年完全裁撤了FICC业务的瑞银(UBS)。

    “固定收益类资产目前正处于一个价格调整的过程中。”戴赫龙称,他因此更倾向于股权类资产。?#27604;?#24066;场仍然需要固定收益类资产,来满足债务和期限管理的需要。《多德-弗兰克法案》放大了银行业的规模效应,更大规模的交易和债券发行变得相对更为便宜,也更易管理。

    过去几年?#26657;?#30001;于复苏疲弱和经?#20204;?#26223;的不缺定性,美国企业一直持有巨额现金。有分析指出,现在经?#20204;?#26223;基本明朗,利率水平?#37096;?#33021;于一到两年内回升,因此现在是并购交易的较好时机。根据汤森路透数据,美国的并购交易和欧洲的IPO市场规模在今年已经出现显著反弹。9月初,在美国电信巨头威瑞森公司(Verizon)与英国沃达丰集?#29275;╒odafone)价值1300亿美元的交易?#26657;?#22823;摩作为财务顾问之一,提供了过桥贷款。

    戴赫龙对并购市场回暖的迹象表?#25937;?#21516;,但他认为,目前并购市场的整体趋势仍相对疲弱,需要等待美国经济进一步复苏。

    美国退出QE后,利率面临上升,资金面趋紧,刚刚缓过来的美国金融机构是否会面临新的冲击?

    对此,戴赫龙称,“对于大摩来说,美国的利率每上涨125个基点,大摩便可赚取10亿美元。这得益于现在更好的?#36203;?#26399;限管理手段。如果回到2008年之前的银行短借长贷模式下,利率上升确实会使银行业受到冲击;但现在银行家们已经变得更聪明了。”

    中国市场挑战

    外资投行在中国市场目前仍步履维艰,一些外资机构因此削减了在中国的业务和人员。

    戴赫龙对此表示:“大摩目前在中国的业务和人员规模是合适的。”

    他称,尽管当前中国的股票市场表现不佳,IPO和债券市场?#35009;?#26377;显现出本该有的活跃度,但是大摩对于中国市场仍然持一种长期性的战略视角。“中国是全球第二大经济体,同时存在巨大的经营杠杆。一旦市场情况好转,我们不希望处于不利的位置。”

    然而,近年大摩在中国业务的利润承压也是不争的事实。戴赫龙指出,不应该把中国业务单独分开来看。“我们把全球各地区的业务看作一个投资组合,关注总收益,而不仅仅局限在每一个地区的利润率。地区间的业务流对于我们至关重要。正如双汇与美国?#35775;?#26031;菲尔德公司(Smithfield)的交易,如果我们没?#24615;?#20013;国的资源,它将无法完成。”在这个交易?#26657;?#22823;摩是双汇的财务顾问。

    对于走出去的中国企业,戴赫龙表示,尽管存在美国外商投资委员会(CFIUS)这一必须逾越的坎,但应该看到,无论是海外目标企业还是外资金融机构,?#23478;?#24120;?#38431;?#20013;国企业的投资,这是不可逆转的趋势。

    谈到外资投行为何在中国发展不利,孙玮直言:“我们缺少一个平等的?#36203;?#29615;?#22330;?#30417;管者相对过去确?#24403;?#24471;更为开放和?#35813;鰨?#20294;对于外资机构的各种限制仍然存在。我们希望看到监管框架能够被进一步理?#24120;?#26356;明确,也更具可预见性。”

    在难以向纵深发展的情况下,大摩目前的策略是通过获取全牌照来拓展在华业务广度,目前已涵盖投资银行、商业银行、资产管理、信?#23567;?#32929;权投资等各项业务。孙玮表示,这一策略是为了覆盖中国广阔、但稍显复杂的金融市场。她直言,这样的市场其实也增加了监管的复杂度。

    在不少中国人眼?#26657;?#37329;融危机中发生在中国投资有限责任公司(下称中投)与大摩之间的股权投资交易,是难以回避的话题。如果不是金融危机,中投不会有机会投资美国最老牌的投资银行之一。中投几度投入资金约68亿美元,经过摊薄、减持等调整后,目前仍持有大摩约7%的股份。这一投资至今仍浮亏巨大。

    对于中?#23545;?007年和2009年先后两次投资大摩,戴赫龙主动表达了感激之情:“我们永远不会忘记中?#23545;?#22256;难环境下对大摩的投资以及其后的坚定支持。”

    受业绩改善等影响,大摩的股价缓升,10月18日收盘于每股29.69美元,10月23日收于每股29.08美元,本年度内涨幅高达50%,但相较于中投入股大摩的成本均价每股32美元(再投资摊薄成本和扣除所获13亿美元债券利息后),还有距离。

    新兴市场安危

    9月底,美联储决定暂缓缩减?#36203;?#35268;模,为退出QE而焦躁的金融市场暂时恢复了平静。

    “市场对于退出QE的可能性反应过度了,资产?#36164;?#20063;略显过头,”戴赫龙称,“不少人把美联储声称的缩减QE规模,解读成了利率水平的提高,并认为?#35753;?#32852;储官员所暗示的来得更早。因此在某一时点,你会看到?#25345;?#37322;放性的反弹。”

    对于新兴市场因此遭受的冲击,戴赫龙并未表示同情。他指出:“这一冲击总有一天是要到来的,更何况(资本流出)并不是新兴市场发生之事的根本原因,它仅仅是一个导火索。”

    他认为更主要的原因包括过去几年新兴市场接受的过度投资,近期大宗商品价格的调整,以及其他地区的缓慢复苏。“所有市场本质上都是根据基本面在交易。”

    戴赫龙对于新兴市场的前景不觉乐观。他指出,五年前,人人都对新兴市场的投?#26159;?#26223;跃跃欲试,但让人意想不到的是,五年后,两个出现显著好转的地区却是美国和日本。

    “我的观点同我们的经济学家所预测的一样,未来五年,成熟市场的表现将很有可能好于新兴市场。”戴赫龙说,基于这一看法,大摩?#20122;?#24708;缩减了其在中东?#25237;?#32599;斯的业务。

    对于新兴市场国家来说,结构性改革是必须的。从投资银行家的视角来看,戴赫龙指出:“很多新兴市场过于封闭,存在过度管制,对于外来投资不够友好,并不适合外国人投资兴业。”他表示,美国之所以有全球最大的资本市场,80%的融?#19990;?#33258;资本市场,只有20%来自于银行体系,主要是因为其资本市场的高度开放。新兴经济体则基本是?#26500;?#26469;的。

    有趣的是,戴赫龙认为,同为新兴经济体,中国和印度之间存在本?#24066;?#30340;区别:在中国,尽管法律法规常变常新,但至少是有“清晰的法律和明晰的政策?#34180;?#30456;比之下,印度的法律法规,尤其是其税收政策令人极为困惑,也缺乏雄厚的外汇储备,因此更加脆弱。

    本月初,上海自贸区正式挂?#30130;?#20294;大摩并未马上跟进。目前,已有超过十家中资金融机构鱼贯而入?#35805;?#25324;花旗、星展在内的七家外资银行?#26657;?#26143;展银行和花旗银行已领先进驻。

    “大摩仍在等待政策细则,”孙玮表示,“我们为此做好了准备,在合适的时候会作出相应的策略调整。”

    危机后的监管

    QE是为拯?#20219;?#26426;的工具,但富有的个人和金融机构却成为过去几年QE政策的最大赢家。因为该政策大幅?#32856;?#20102;资产价格,尤其是金融资产。不乏观点认为,金融机构在危机中受到的?#22836;?#19981;够,因此,应进一步?#25112;?#30417;管。

    戴赫龙认为,危机后的银行监管改革“核心是好的?#20445;啊?#22810;德-弗兰克法案》总体而言是一个好的法案,因为它瞄准了杠杆过高这一根本性问题;但是这个法案对于其许多规则的解读,让人困惑?#34180;?#20182;同时表示,美国采取的方式相对欧洲更好,因为“可以在遵从它的同时保有一个可行的商?#30340;?#24335;?#34180;?/p>

    今年7月,《多德-弗兰克法案》在被国会通过三周年之际,被披露仅有40%的规则转化成了实际的监管条例,颇具争议的沃尔?#26031;?#21017;即在还未完成的60%之列。究其原因,银行业的反对无疑首当其冲。恰如戴赫龙的观点,在该规则下,很多活动难以界定。

    “大多数人都在试图解决并不存在的问题。”戴赫龙称,危机的根源并不是《格拉斯-斯蒂格尔法案》的撤销让银行业重返混业,而是过高的杠杆和不负责任的冒险行为。现在,对于类似摩根大通“伦敦鲸?#20445;↙ondon Whale)式造成巨大风险的交易,“银行业已经有了更好的风险管理模型来?#20048;?#20854;发生;如果有违规的情况,也会有相应制裁措施,对银行及其高管进行?#22836;!薄?/p>

    对于近期一系列监管者提出的进一步提高资本金要求的建议,戴赫龙的观点是,最低要求(如美国的6%)固然必要,但不应强求过高的资本充足率。“资本和杠杆率都是很原始的工具。”他表示,两家资本充足率同为10%的银行,一家的风险可能比另一家大10倍,这是因为风?#21344;?#26435;资产(RWA)的计算标准不一。欧洲87%的风?#21344;?#26435;资产模型是自我?#29616;?#30340;,因?#21496;?#31649;都在巴塞尔III的框架下,美欧的数字无法进行比较。

    对于杠杆率,他指出,一个银行持有的越多现金,应该越安全。大摩出于安全考虑,持有1800亿美元的无风险现金,这反而提高了杠杆率,使我们与一个持有1800亿美元的新兴市场高风险贷款的银行杠杆率相似。他建议,应该更好地区别将?#27779;?#36164;产纳入风?#21344;?#26435;资产和杠杆的计算。